秦彦洋昝涛国父陵土耳其现代国家的记

年11月10日，土耳其独立战争领导人、共和国首任总统、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KemalAtatürk）在伊斯坦布尔溘然长逝。作为凯末尔身后事的关键部分，“国父陵”的选址与设计备受瞩目，牵动着那个年代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敏感神经。落成半个多世纪以来，凯末尔陵（Antkabir）超越一座陵墓功能本身，被赋予独特的政治象征意义与政治话语功能，反映着不同时代土耳其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的交融、博弈与建构。某种程度上，凯末尔陵也是观察现当代土耳其社会思想史的“记忆之场”。

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陵一、记忆之场与“国父陵”的形成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政治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档案等传统史料，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节日、图画、建筑物等均可成为历史研究和话语分析的对象。其中，纪念建筑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在编写《新史学》时提出“记忆之场”概念（“记忆之场”法语为lieuxdemémoire，是皮埃尔·诺拉首创的词汇，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使用ReamsofMemory的英文译名对“记忆之场”系列著作选译出版。在中文学界，“记忆之场”也被译为“记忆的场所”）。诺拉在研究法兰西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有显著的作用。于是，他主张通过研究记忆场所来拯救残存的民族记忆与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他在年至年之间先后编辑出版了《共和国》《民族》和《复数的法兰西》等三部宏大著作，汇集法兰西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使得“记忆之场”这一概念在欧洲学术界广为传播，衍生了“统一欧洲的记忆场所”“德国的记忆场所”等概念（参见黄艳红：《“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年第6期，-页）。

记忆之场理论为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可视的具象空间。通过一个个具象的建筑实体，解读其背后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成为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参见孙江：《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学海》，年第3期，65-72页）。例如，中国学者对中山陵的研究，以纪念建筑物为具体介质，剖析了孙中山的葬事与国民政府“再造民国”政治目标的互动过程，开辟了民国时期孙中山形象研究的社会文化史路径（此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凯末尔土耳其“国父”凯末尔与孙中山先生有一定的相似性，二人都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都具有反对殖民压迫、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主张。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政府发起全国性悼念活动并在南京修建中山陵，以葬礼强化政权合法性与意识形态正统性。与之相似，年至年间，土耳其围绕“国父”凯末尔的殡葬活动，也是一场规模宏大、持续久长、意义深远的国家行为：凯末尔逝世后，土耳其政府邀请德国现代派建筑师布努诺·陶特（BrunoTaut）主持设计了国父的灵柩台，凯末尔灵柩在伊斯坦布尔多尔玛巴赫彻宫（DolmabahePalace）接受吊唁。当年11月16日至19日，灵柩被装载于一辆炮架车，穿过伊斯坦布尔街巷，乘军舰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伊兹米特湾，并在伊兹米特港搭乘专列前往首都安卡拉。11月20日清晨，灵柩运抵安卡拉。21日，土耳其政府在安卡拉市中心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葬礼。随后，凯末尔的灵柩被安置在安卡拉民族志博物馆等待正式陵墓落成。在凯末尔逝世整整十五年后，年11月10日，土耳其政府在凯末尔陵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宣告凯末尔丧葬活动最终完成。从空间上看，凯末尔陵不仅是土耳其革命领导人的安息之所，更是经过精心选址和设计的国家级纪念建筑。凯末尔陵位于安卡拉市中心的西北部，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分别是作为入口步道的狮子大道（StreetofLions/AslanlYol）、位于空间中心的纪念广场（CeremonialPlaza/TrenAlan）、位于高台上荣耀堂（HallofHornor/erefHolü）以及环绕陵墓的和平公园（PeacePark/BarPark）。凯末尔陵各个空间中，每一个细节背后都具有政治意义，直观的如雕塑与壁画设计、标语的含义，比较不直观的如装饰物的数量、尺寸等。

从时间上看，凯末尔陵具有划时代的特殊性。在凯末尔陵之前，奥斯曼帝国苏丹的葬礼和陵墓都遵从伊斯兰教法，建筑风格融入伊斯兰建筑元素。凯末尔之后，土耳其国家元首不再享有帝王式的宏大葬礼与陵墓，墓地建筑风格趋向简单。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门德列斯总理、厄扎尔总统、德米雷尔总统等土耳其共和国政坛名人的陵墓规模已经大幅缩小。

二、建构早期的记忆之场

凯末尔陵自设计建造之初，就被土耳其共和国政府赋予表达官方意识形态的符号功能。凯末尔逝世后，他所创立的共和人民党（CHP）执政多年，直至年被民主选举上台的民主党（DP）取代。共和人民党主导了凯末尔陵从设计到修建的主要时期，在陵墓中全面还原了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即土耳其语所称的“六支箭”（altok）——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革新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

1.国家主义的领袖权威

国家主义首选体现在选址上。凯末尔去世一年后，土耳其议会任命了负责修建凯末尔陵的委员会。由于凯末尔生前并未指定陵墓所在位置，该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就是选址。凯末尔陵选址在安卡拉，而不是伊斯坦布尔或凯末尔的家乡萨洛尼卡（即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曾为奥斯曼帝国所辖。年《洛桑条约》将此地划入希腊国土），强化了安卡拉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伊斯坦布尔是千年古都和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凯末尔暮年养病和离世的地方，但与旧帝国及伊斯兰传统联系密切。安卡拉位于安纳托利亚腹地，年被选为新国家的首都前只是一座相对落后的内陆小城市。作为首都的安卡拉，几乎是凯末尔党人平地而建的新城，凯末尔陵墓不仅承载其个人历史，更承载着革命力量为改造国家而战斗的历史，将要成为新生共和国的精神地标。选址安卡拉因此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本身就具有强化共和国新政权的政治目的。

在安卡拉地域内，委员会决定将安卡拉市中心一座天然高大土丘拉塞泰佩（Rasattepe）作为墓址，并把该地更名为阿讷特泰佩（Anttepe，意为“纪念碑山”）。由于地处山丘之巅，凯末尔陵能够被安卡拉的所有土耳其人所仰视，凯末尔陵也俯瞰Ulus区等首都政务功能区，象征着国父对后人事业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fz/23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