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强加于伊拉克之上的统治,开启了

引言

17世纪，奥斯曼帝国的穆拉德四世苏丹从萨法维王朝手中夺取伊拉克，并获得对伊拉克全境的较稳定控制。伊拉克此时也早已从曾经的伊斯兰世界中心衰退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边镇和贸易节点之一，奥斯曼帝国无法起到有效的控制作用。

18世纪，奥斯曼帝国经济和社会的普遍发展是显著的，但政治上的不稳定依然让帝国的总督们感到烦恼。年,苏丹任命他最有能力的长官哈桑帕夏为巴格达总督，希望他能最终控制这个棘手的地区。

新总督所面临的是一项真正艰巨的任务。当时，波斯依然是一个经常性的威胁，阿拉伯和库尔德人的部落也像以往那样强大有力和具有攻击性，乡村人口中什叶派信徒的数量在不断增加，禁卫军仍然是城市里独立的军事力量。哈桑的政策是打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基础，为此他让格鲁吉亚的马穆鲁克人进入巴格达，后者也很快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军事阶层。马穆鲁克人自幼便被带入奥斯曼帝国，他们被要求改宗，并加入以军事和宗教教育为重点的特殊学校。每个班上的马穆鲁克66人不超过人，在学校服役期间，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其主人之间，都建立了一种牢固的联系。哈桑帕夏使苏丹相信,给他一份长期的职位对于有效控制巴格达至关重要。因此，他得以统治巴格达20年之久，他的儿子后来继承了总督的位置,后者也统治巴格达至年。这一时期,伊斯坦布尔没有理由去担心地方统治权力的发展，因为帝国普遍处于和平之下，作为忠实的仆人，哈桑帕夏的表现也非常称职。

新的马穆鲁克军队证明了他们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政府部门里都很有能力。在国家定期和严酷的军事行动打击下，伊拉克南部部落和库尔德人的反抗行为得到遏制。这些军事行动是毁灭性的，它们确实让桀鹫不驯的部落首领臣服，也使他们不能发展得过于强大。其结果是,这种安全状态不仅促进了贸易利益，也为哈桑帕夏提供了机会，以便让巴格达直接控制巴士拉和包括基尔库克和马尔丁在内的摩苏尔周边地区。到19世纪早期，除摩苏尔及其毗邻的边远地区外，巴格达总督所控制的范围已经大致与现在的伊拉克相当。贸易的发展,也有赖于某些税收的取消和客栈的建立与修缮。为了进一步提高统治的合法性，哈桑帕夏及其子艾哈迈德帕夏慷慨捐资修建了大量宗教建筑。为了削弱禁卫军的力量，艾哈迈德帕夏将巴格达的某些禁卫军军团调往摩苏尔和其他地区。受这些政策的鼓舞，一些重要的商人、地主、宗教领袖和城市显贵热切地团结在这个以马穆鲁克为基础的制度之下，他们支持巴格达采取一种更为自治的立场。艾哈迈德帕夏统治期间巴格达的自治尤为明显，当时巴格达上缴给伊斯坦布尔的年贡已经大为减少，仅有一种象征意义。包括卡迪和大夫塔达尔在内的所有重要职位也都由巴格达来任命。

艾哈迈德帕夏要远甚于他的父亲，他增加了政府里来自格鲁吉亚的马穆鲁克的数量，还处心积虑地与其重要官员建立家庭联系。年艾哈迈德去世后不久，他的女婿,深受其信任的出身马穆鲁克的苏莱曼，在马穆鲁克和地方权贵的帮助下，获得了总督职位。由于再次受到欧洲的压制而无力强行安排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奥斯曼人别无选择，只得承认了苏莱曼的要求。而在当时,伊斯坦布尔派出的一些官员，甚至还未到达巴格达就被谋杀了。苏莱曼(-年在位)是巴格达的第一位马穆鲁克总督，他以“阿布莱拉”即“黑夜”著称,原因在于他喜欢在夜晚对部落发动攻击。在接下来的80年里,尽管马穆鲁克对总督权力的争夺十分剧烈，伊斯坦布尔也在不断地驱逐他们，但总督的宝座还是继续从一位马穆鲁克官员传给另一位马穆鲁克官员。与此同时，马穆鲁克还是承认苏丹的统治权,他们依然将苏丹的名字刻在铸币上，依然在的聚礼中念及苏丹的名字。同样，苏丹对总督合法地位的官方承认依然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候选者从其他竞争者中胜出的保证。苏莱曼大王(—年在位)统治时期，被普遍认为是马穆鲁克权力的顶峰，当时他们可征用的奴隶士兵超过名，另外还拥有00到名武装战士。苏莱曼大王统治期间，禁卫军的威胁已经过去，建筑活动、经济生产和文学作品都在增长。年，一座以苏莱曼大王名字命名的新城苏莱曼尼亚在库尔德地区的中心地带建立，这是巴格达对伊拉克其他地区霸权的开始。马穆鲁克统治者与巴格达显贵之间联系也很密切,这在苏莱曼大王践位之前就已经十分明显。年，已经城市化了的欧拜德部落领袖领导巴格达人民发动了一次集体行动，仅凭此次行动就挫败了奥斯曼人安插一位非马穆鲁克总督的计划。不过，双方的关系也有紧张的时候。由于马穆鲁克出身奴隶和来自外国，他们从来没有完全被当地权贵阶层接纳为自己的一员。巴格达人经常说马穆鲁克人有“瞎了一只眼”，意思是他们耻于自己的出身背景。这或许解释了苏莱曼阿布莱拉那岀身显贵的妻子阿迪拉可敦何以能够独揽大权，甚至控制着一个独立于其丈夫,有时也反对其丈夫的宫廷。

年萨非王朝解体后，波斯的威胁再次出现。一开始，奥斯曼人将这种威胁看作是扩张领土的机会，并命令哈桑帕夏去进犯哈马丹地区。尽管这一军事行动在初期取得了成功,不过当纳迪尔沙阿夫沙尔重新统一波斯，并于年.年J年和年数次入侵伊拉克后,奥斯曼人便很快转入防御。纳迪尔沙发动的战争再一次将伊拉克置于奥斯曼帝国抵抗前沿的位置，摩苏尔、巴格达和巴士拉也不断地经受着长期被围攻的局面，波斯军队的入侵还导致大量村民的死亡。纳迪尔沙性格暴躁，喜爱可怕的暴力行为,他一再声称:“我不是人类;我是上帝的愤怒和惩罚。”不过受到入侵的城市依靠自己的资源，最终还是顽强抵抗住了波斯人的进攻,伊拉克与波斯之间的疆界也回归到《佐哈布条约》划定的状态。奥斯曼帝国与波斯在这一时期间的战争，较之以前殊为不同，因为纳迪尔沙军队的规模，尤其是发动年那场战争时的军队规模，比以前更加庞大，装备也更加精良。同样，与其萨非王朝先人不同，纳迪尔沙打算承认什叶为逊尼派传统中四大教法学派之外的第五个学派，即加法尔学派，希望以此努力压倒逊尼派人口。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纳杰夫发起了一次大会，计划消弭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并从根本上允许什叶派采纳逊尼派的生活方式。这场引人注目的实验虽然有可能解决的大，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参加会议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学者的确达成了一项共同声明，即谴责什叶派极端分子的行为,并承认加法尔学派。不过，这次大会后不久，两派学者又重新回归各自传统的立场，拒绝对另一方的承诺作出让步和予以信任。

纳迪尔沙年遭人谋杀,他的国家也随之瓦解，波斯与奥斯曼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卡里姆汗赞德统一了波斯南部，卡里姆汗是一位虔诚的什叶派,他很快就废除了纳迪尔沙的亲逊尼派政策。一般说来，卡里姆汗是不愿意卷入战争的，但是为了与沙赫拉祖尔巴班部落势力渐盛的王室家族进行竞争，他还是参与了伊拉克战事。此外，卡里姆汗对富饶的巴士拉港垂涎已久，因为该地与波斯南部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虽然与沙赫拉祖尔的战争陷入僵局，但卡里姆汗的军队却乘一场毁灭性的大瘟疫之机，占领了巴士拉。这场瘟疫爆发于年，夺去了巴士拉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性命，这使它无力再回击部落的进攻。就在瘟疫肆虐之际，一位英国人目睹了整个事件,他如是写到：

向你们描述每时每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可怕场景，以及每天来自巴士拉的可怕消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死亡人数之多，以至于很难找到敢于为他们死去的朋友或亲属尽最后义务的人……穿城而过的河流之上……漂满了衣服和死人的病床，许多装有死孩子的篮子，在风浪的吹打下恣意漂流。死者中可能有些是商人，当他们正在赚取每天的钱财时，却未曾想会遭受如此这般的无妄之灾。三年之后,在经过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残酷的围城后，卡里姆汗的军队进入了这个垂死的城市。波斯人占领巴士拉达三年，在此期间，巴士拉的贸易衰落，许多商人逃往波斯湾的其他地区，尤其是科威特这个小避风港。伴随战争发生的还有兴起于中亚的具有清教性质的运动,这一运动使事态更加恶化。派利用巴格达被波斯人占领之机,袭击了巴士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从而深入到伊拉克腹地。这些袭击中最具毁灭性的一次发生在年的卡尔巴拉，有名平民被屠戮，受人崇敬的侯赛因清真寺也惨遭洗劫和破坏。战争除了留下有形的破坏和人心的焦虑外，那些与强大的显贵家族有关系的地方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对奥斯曼帝国造成巨大冲击。当时，巴格达和巴士拉由马穆鲁克统治，摩苏尔则被控制在一个阿拉伯地方家族手中。加利利人也非常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他们几乎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资源就做到了。地方势力除了与城市显贵建立良好的关系外，也与周边的部落，尤其是塔伊这个地方的部落建立了强大的联盟。地方势力的成功在年纳迪尔沙的围城事件中，得到了最好的展示。面对悬殊的力量对比,摩苏尔领导人凭借其能力有效地调动人力和资源，最终击退了入侵者。尽管巴格达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明显确立了霸权，但与伊拉克的其他地方不同，摩苏尔从未受到巴格达的直接统治。

达乌德帕夏与马穆鲁克统治的结束，最后一位马穆鲁克帕夏达乌德或许最具争议,他是个虔信的信徒，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年，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权力斗争后，达乌德帕夏登上了总督的宝座。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年,期间见证了形成现代伊拉克历史的两大重要因素的早期进展。其一是更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其二是英国经济影响的扩张。作为推动伊拉克完全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政治家,达乌德帕夏经常被人与同时代的另一位更著名的人物，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进行比较。可能受开罗与伊斯坦布尔军事改革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他建立地方政权的抱负，达乌德帕夏一开始就注重加强军队的力量。他邀请一位法国军事顾问负责军队的训练(当时军队的人数已经达到了00人)，并将现70存的禁卫军完全融入到常备军中。他依据欧洲工程师的构想建立了一座军工厂，其他与军队相关的工业也得以建立。他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推行一种更有效的赋税制度,这些都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在他的授意下,针对部落的军事行动也定期展开。此外,达乌德帕夏还建立了纺织工厂和国家的第一个印刷厂，这些都说明他有兴趣去深化这些务实的改革。然而，与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不同,达乌德帕夏并没有依靠普遍的征兵制来扩大其军队的基础，他也没有革新官僚体制。同样,达乌德帕夏的工业规模也无法与穆罕默德阿里的庞大计划相比。但不管怎样,在他统治期间，巴格达见证了一种更具活力的文化生活，他的宫廷也吸引着巴士拉和摩苏尔的学者及诗人纷至沓来。

达乌德帕夏对英国驻巴格达代表不断增长的势力十分担心。英国人与巴士拉的早期接触可以追溯到年，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 　　所能发现的东西：珠宝、装饰品和其他贵重的家庭用品。直到二十多年后,这场灾难的后果依然很明显，巴格达的人口仍没有恢复到年之前的水平。尽管遭受如此打击，城市的显贵也没有普遍表现出要达乌德投降的迹象。由于感觉到抵抗无望，达乌德犹豫再三之后，将其位置让给了一位新总督，达乌德后来也得到苏丹的宽恕。巴格达马穆鲁克统治结束的消息，激励了摩苏尔势力不断增强的反加利利人集团的信心。这些显贵从摩苏尔的自治中获得巨大回报，但他们依72然担心权力和财富会逐渐垄断到加利利家族手中。年，历经一系列动荡之后，奥斯曼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结束了摩苏尔长达一个世纪的地方政府自治状态。

到18世纪，这些阶级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他们可以利用帝国在欧洲所面临的难题，去促进地方自治统治的发展。在部落势力尤其强大的巴格达和巴士拉，稳定的统治需要一个依靠外国奴隶士兵的不受约束的基础。不过，在摩苏尔，某个家族的领导就能够解决该省自己的事务。历史学家曾就马穆鲁克时期是否奠定了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基础，展开过无休止的争论。这虽然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可以假设的是，如果不是大自然以如此这般的毁灭性方式介入进来的话,达乌德帕夏有可能在年抵抗住奥斯曼军队的进攻。他也有可能迫使奥斯曼帝国签署一个与埃及类似的条约，这个条约曾让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后人在埃及获得了实际上的独立。地方势力支持独立的决心不够坚强，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波斯再次入侵的长期担忧。而对奥斯曼人来说，虽然他们乐于看到伊拉克的各个城市不依赖伊斯坦布尔提供重要帮助就可以进行自我防卫，但他们仍然需要与地方建立某种联系。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伊拉克的地方显贵希望建立一种与赋税、税收分配以及地方政策相关的松散的联系，而不是一种与抵抗波斯威胁的军事协助有关的密切联系。对伊拉克普通百姓而言,他们身处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这简直是命运给他们开的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句显然源于那个时代,在伊拉克盛行已久的谚语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特点：“夹在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这是何等的灾难啊!”但无论如何，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对伊拉克的教派，以及后来岀现的逊尼派对政府的控制所产生的影响，将在以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继续对伊拉克政治发展的本质产生作用。

引言

马穆鲁克人自幼便被带入奥斯曼帝国，他们被要求改宗，并加入以军事和宗教教育为重点的特殊学校。18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波斯的战争，只要巴格达的自治能够遏制来自波斯的威胁,奥斯曼人是乐于容忍其不断增强的。奥斯曼帝国强加于伊拉克之上的直接统治，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人对伊拉克并不完善和稳定的统治，有利于促进主要由地主、大商人和宗教领袖组成的强大的城市精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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