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代号红色,红衫军与黄衫军

引言

在亚洲，没有哪个首都比曼谷更加占有主导地位，这里的万居民是泰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的10倍。通常情况下，随着一个国家日渐富裕，首都和二级城市之间的发展将日趋平衡。因此对于一个像泰国这样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大约为美元），除首都之外没有其他一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万着实令人惊讶。曼谷的居民数量占全国人口的15%，却产生了40%的国民收入。这种不均衡是泰国近期政治动荡背后更大的时代背景。

代表贫困的农村人口的“红衫军”与以曼谷为中心的中高收入人群组成的“黄衫军”持续不断的斗争，决定了泰国过去10年的政治格局，也是曼谷及其精英拥有压倒性力量的直接后果。尽管泰国人的收入是印尼人或菲律宾人的两倍，却有70%的泰国人口生活在农村，而印尼是50%，菲律宾是33%。通常来说，人们搬到城里就会变得更富裕，因此这个数字表明了严重的政治或文化障碍让泰国人被迫留在土地上。农业仅占泰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却使用了将近40%的劳动力，这造成了农村选民和曼谷精英之间的冲突。

我在年3月访问泰国时，该国正在经历一场独特的、由黄衫军发起的精英抗议活动。黄衫军是由大大小小的商人、保皇派和军官组成的多变的联盟，由于当时的总理他信滥用权力和迎合红衫军选民而被激怒。他信曾是一名电信大亨，他把自己定位为农村贫困人口的捍卫者，在年首次当选总理。他积极地为农村选民提供了平民主义的政府支持，包括对农村的无条件拨款，穷人花1美元就可以看病等。

黄衫军认为他信威胁到了曼谷长期占据的统治地位，在年9月采取了行动。一场军事政变——在75年中的第18次——让他信开始流亡海外，促使红衫军一系列的报复性抗议升级。在接下来的5年中，4位来自黄衫军的总理试图重新取得控制，向农村提供的补贴较他信更为慷慨，但是没有人能够在农村人心目中建立起一丁点儿的信誉，因此没有丝毫建树。每次我访问曼谷时红衫军都在闹事：年让机场关闭一周，年跟警察对抗，致使多名泰国人死亡。

由于巷战的持续威胁，企业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泰国经济自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陷入停滞，加剧了政治的紧张局势。随着年选举临近，曼谷的普遍观点认为如果红衫军占了上风，军队将会再次干涉，开启另一轮对峙。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全球投资者的宠儿，现在却成了金融禁飞区。我的一位同事把停滞的泰国经济的主要产品描述为“大米、木薯和按摩”，并不完全是在开玩笑。

没有人会预见到新政权的到来。就在年选举开始的短短一个月之前，他信的妹妹英拉·西那瓦甚至没有显示在政治雷达上。作为一名女商人和他信政党的要员，她坚称自己不会成为总理候选人。当她决定参选时，所有的竞争对手或许都想说“她长得真不赖”。英拉突然崛起，赢得了一场如此令人信服的胜利，甚至连军方也不敢推翻这个结果，尽管她被广泛视为她哥哥他信的代言人。

这位新总理非常注意鼓舞农村人口，为泰国带来了一些转变的希望。国际投资者对泰国政府的计划并不是非常兴奋，因为其重点放在为红衫军选区提供更多的帮助，而不是迅速提升生产力和发展经济。但是如果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对政权只有暂时的影响，一切都取决于军方的兴致，那么这个国家不会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民主似乎开始奏效，军方已经下台，或许一位新的领导人能够带来足够的稳定性，以解决基本经济路线存在的问题。

大萧条的教训之一是上升的东西终究会跌落，然而泰国从来没有上升过。尽管所有的同类国家都是~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的大赢家，泰国却好像陷入了一场经济衰退，经济增速从6%下降到不到5%。主要问题在于巷战让商业陷入停顿，制造了第二个重大的经济失衡。除了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泰国的国内市场也走向萧条。随着消费疲软，出口在经济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尽管国内投资急剧下降，年之前对道路和工厂的大量投资让泰国为出口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部沿海工厂（主要是日本工厂）出口的汽车从年之前微不足道的数量激增到了每年万辆，让泰国成为亚洲继韩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汽车出口国。

这种表面的强大在年危机中被证明为脆弱。要知道一切都与平衡有关，一项过分发展的优势将演变成负担。很多国家似乎认为更多的出口总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亚洲，包括中国台湾和泰国在内的经济体由于对出口的过分依赖而饱受痛苦。提到亚洲，想象中的画面应该是蓬勃的发展，数量激增的中产阶级成群结队地涌向新商场，以及活跃的创业激情。现实却是很多国家都缺少这个画面当中的消费环节，比如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巅峰时期，泰国的万人口曾是奔驰汽车、沃尔沃卡车和尊尼获加苏格兰威士忌等奢侈品的世界顶级消费者，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到了21世纪，泰国的消费急剧萎缩。

日本作为亚洲最初的出口大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能够冲破中等收入的障碍，是因为它为国内投资创造了合适的条件，消费也开始迅速发展，在此期间出口在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中平均仅占10%。在泰国，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年的20%上升至年的35%，继而是目前的72%，尽管泰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美元，而日本是3万美元。这是走出低谷的一种途径，但会引来麻烦。当年的危机袭来时，来自美国和欧洲的需求开始崩溃，泰国和马来西亚（出口也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左右）这些依赖出口的国家所经历的衰退比菲律宾和印尼要严重得多（出口在这两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小于30%）。

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停滞迹象是，泰国的妇女在工作中未能获得标准待遇。泰国拥有庞大的妇女工作人群，这通常会让经济发展达到更高水平。能够赚取收入的人越多，社会就会越富有，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泰国劳动女性的高比例（66%）未能推动增长。这或许尤其令人惊讶，因为在泰国新郎家必须给新娘家一些嫁妆，这与很多亚洲文化相反。男方的嫁妆似乎表明这个社会从传统上高度认可妇女的赚钱能力。妇女对泰国的经济增长影响不大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她们主要从事低端或临时的工作，不大可能对生产力产生影响。另一个可能是当国内政局一团混乱时，工作场所的性别政治不会带来多少生产力的提升。

泰国的领导人现在应该采取行动，让经济重新获得平衡，更多地依赖国内投资，但他们却只是重复过去的做法。他信尝试了各种补贴和支持来提高农民的收入，他也的确大幅减少了农村贫困人口，但是这些举措并不能取代创造真正就业机会的新企业。无论是他信还是他的继任者，都未能为内陆地区吸引新的投资创造条件。

泰国需要的是类似于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的领导下所呈现的一种转型。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于10年前，带领收入相对较低和农村的选民开展了自己的“红衫军运动”，从根深蒂固的精英手中赢得了选举的胜利，但两国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当他信通过高压政策疏远城市精英时，正义与发展党避免了对抗。它从提供重振投资所需的宏观经济稳定性着手。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正义与发展党把一些新的投资用于之前被忽略的省份，来满足农村选民的需求，从而让一度被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主宰的经济获得了再平衡，而且该政党也开始赢得部分城市精英的支持。

结语

目前尚不清楚泰国政府是否拥有提供这种强有力的领导的远见，或者避免另一场政变的成熟。泰国企业已经还清了自年危机以来积欠的债务，它们现在需要的是政治稳定和信心。如果国内市场在红衫军政府的领导下能够复苏，泰国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出现真正的二级城市。这甚至会让泰国有机会在这个10年成为脱颖而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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