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林明治日本的黄祸论与人种论澎湃新闻

“三国干涉还辽”（年）以后，日本知识人不得不批判在西方社会中日益猖獗的黄祸论及其相关的人种歧视言论。但如果将黄祸论放置于东亚内部的言论空间中考察，则会发现日本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而是将其利用并重新构建了自己的帝国人种秩序。

序

有关黄祸论的定义，可谓不甚枚举。比如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认为：“（黄祸论）是黄色人种终将给世界带来灾害的言论。它最早的提倡者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年下关条约签订后，他联合俄国反对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并命令画家赫尔曼库纳克斯绘制了著名的《黄祸图》，……黄祸论随即在欧洲传播开来。”

黄祸图由上可知，在百科事典的解释中，黄祸论往往被定义为三国干涉还辽以后，西方列强为了打压日本崛起的外交政策。但是，这样的理解过于强调国际政治的因素，忽略了西方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人种主义思想背景。因此，桥川文三（—）主张：“（黄祸论）是白色人种对黄色人种的恐惧、憎恶、不信任以及蔑视的感情，……是西方人种主义不断形成的复杂心理中，所具有的历史最为悠久，最为庞杂的人种主义‘神话’”。黄祸论的形成是历史上“把欧洲与亚洲的对立看成是黄白人种的对立”的结果，与“以东方压迫西方、东方进攻西方的心理图景”紧密相关。

桥川文三《黄祸物语》桥川认为东西对抗的历史记忆对黄祸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黄祸论与西方人种主义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更为详细的论证。有关这一点，德国学者哥尔维策尔（HeinzGollwitzer,—）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黄祸论是近代帝国主义的特殊产物”，是帝国主义时代，即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并发展的政治口号。这一时期内，由经济学、地缘政治学、人种学、人口论以及统计学等等新学问所构成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对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催化作用。

哥尔维策尔《黄祸论》虽然哥尔维策尔批判黄祸论，并把它断定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但英国历史学家基南（VictorKiernan,—）却对黄祸论抱以“同情之理解”。他认为：“对欧洲人而言，黄祸论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威胁。每当想到在中国已经生活着的巨大规模的人口，加上即将涌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欧洲人就不禁觉得恐惧不已。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口的泛滥会给世界带来灾害。欧洲人只能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与亚洲人对抗。”因此，“黄祸论，与其说是经济或者军事上的威胁，倒不如说是异族庞大的人口基数给欧洲人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惧感”。

基南的见解是基于欧洲人自身的历史发展经验，试图寻找到黄祸论形成的合理因素。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欧洲人自身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并不能为黄祸论所具有的人种主义、侵略主义以及帝国主义辩护。事实上，基南越是强调欧洲的特殊性，越是容易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之中。与其相反，萨义德（EdwardSaid,—）把黄祸论的产生归结于西方思想史中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众所周知，萨义德批判东方主义者把东方与西方从认识论上加以区分，并强行规定东方从属于西方。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之下，东方往往被描写成为停滞的，非合理的，专制主义的；与进步的，合理的，民主主义的西方形成鲜明的对照。萨义德认为：

归根到底，东方要么是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

这里萨义德所强调的是，在东方主义的思考模式中，西方人先验地把东方规定为“低等的”，“恐怖的”，因而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黄祸这一生动的历史形象。萨义德的论述得到了中国学者的共鸣。比如罗福惠就指出“‘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周宁也认为，“极端的种族主义思想最终把‘野蛮的中国人’的想象推演到‘黄祸’的观念，‘黄祸’恐慌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政治，经济，军事的，也有历史，文化，心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种族主义思想。”“‘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周的研究指明了西方的黄祸论诞生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土壤之中，并且是使西方侵略中国正当化的意识形态之一。但是另一位学者杨瑞松却指出，黄祸论的形成与发展并非西方人单方面的“贡献”，也包括中国人自身对黄祸论的误解。杨在调查了清末民初的文献资料后认为，尽管西方人恶意地使用黄祸侮辱中国人，但中国人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称呼，甚至还把它发展成为“黄祸英雄像”。正如清末的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口号“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革命军》，）所象征的一样，中国人自己主动选择了黄祸这一称号。

与上述中国学者执着于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的功过是非不同，日本学者饭仓章的研究着眼于黄祸论中帝国主义与人种主义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之处。即，“被视为黄祸的日本人和中国人如果真的是劣等人种，得不到现代文明的恩泽的话，就不应该具备任何威胁的能力。……但是，在人种等级中被规定为下等的黄色人种日本人能够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其本身就说明人种主义的矛盾。如此看来，日本在近代世界史中的登场，可以说是突破人种主义等级秩序的重大事件。”因此，在黄祸论研究中，饭仓认为日本是无法用西洋人种主义解释的“例外主义”国家。

饭仓章《黄祸论与日本人》饭仓的研究把同样被视为黄祸的中国与日本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在人种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从这一点来说具有相当的启发性。但是，饭仓的结论，即“日本例外主义最终演变成大亚细亚主义，导致了日本人自认为自己是指导民族，负有解放亚洲的责任，酿成了悲惨的结果”，笔者并不认同。因为，在考察黄祸论之际，如果用黄白人种对立的图示加以考察之，日本的确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但是，以东亚内部秩序重构的视点考察之，日本对周围同样是黄色人种国家的歧视却被日本例外主义忽略了。

与饭仓对黄祸论的理论性批判不同，广部泉的最新研究侧重于黄祸论对近代日本外交与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他把黄祸论解释为“已经完成近代化的日本联合中国，率领黄种人侵略欧美国家”不仅同样缺乏“日本人种论”形成的内在逻辑，也无法凸显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亚秩序重构的野心。而正是这一视角的缺乏，会让人认为仅仅是在三国干涉以后，在面对黄祸论的高压之下日本才不得已走向了具有侵略性的大亚细亚主义。但是，日本在三国干涉之前，其人种论中就已经暗含了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性格。因此，对日本人与黄祸论之关系的分析并不能脱离明治以来的人种论语境。

一“黄祸论”与明治日本的“反人种主义”再考

如上所述，黄祸论是基于人种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德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为了抢占远东地区的殖民地而提出来的政治口号。基于这样的理解，日本的先行研究一般着眼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日本是如何抗拒外压，维持自己的国家独立。比如，桥川文三分析了森鸥外、田口卯吉、高山樗牛等知识人，认为他们“冷静地批判西方的人种哲学”，“具有一种资本主义开明化的倾向”，他们的言说是一种“原创性的思想”，“而非是狭隘的民族优越感”等等。此外，山室信一以田口卯吉为例，认为他在反对黄祸论的时候所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不论多么奇特，就以往日本人把‘亚洲人种’与‘黄色人种’相对应并且毫不怀疑地接受下来这一点而言，田口卯吉做出的是批判性的回应。”山室还认为森鸥外是明治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反人种主义”知识人，森的《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以讽刺和愤慨的态度对人种主义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高山樗牛然而，以上的研究成果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在黄祸论的高压下，我们也看到了读卖新闻主编高田早苗（—）论述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紧迫性。高田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文明化理论具有欺骗性，但是帝国主义并不是一个善恶的问题，如今大多数国家都极力走向帝国主义，那么日本也应该走向这条现实主义的道路。此外，以近卫笃麿（—）为中心的东邦协会呼吁“同人种大同盟”，积极鼓吹大亚细亚主义，但其理念最后还是沦为了侵略与奴役亚洲各国的意识形态。

由此可知，三国干涉后日本对黄祸论的态度其实纷繁复杂，决不能以“人种主义”与“反人种主义”这样二元对立的方法加以概括。实际上，随着在国内，日本对北海道的开拓，对琉球的吞并与台湾殖民地的经营；以及在国际上，对清、对俄战争的胜利和英日同盟的成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开始处于一种从“民族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的转型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人种主义”这一舶来概念在明治日本有着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应“民族国家”建设的要求，日本国内的人类学家开始对以“阿伊努人”为首的各人种进行强行的学术界定，各式各样的“日本人种起源论”假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成型。正如富山一郎所指出的一样，“此时期以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为中心的日本人种论是与教育、医疗、卫生、治安等等学科一样，担负着重新创造‘日本人’的历史任务。在这种带有暴力性格的帝国‘知学’系统中，一方面把对西洋人的劣等意识转化为了对自国阿伊努人等少数民族的优越意识，另一方面，也开始为改良全日本人种的劣等性而努力。”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能理解由高桥义雄（—）撰写，由福泽渝吉（—）作序的《日本人种改良论》（）。

另一方面，在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的国际舞台上，国力的强弱往往被解释为人种的优劣。比如，使帝国主义支配世界正当化的“白人优越论”就坚持认为，白人必须取代那些蒙昧无知的劣等人种，他们只有被统治的命运，哪怕是使用暴力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在辽东半岛与日本人的竞争中，德国人所提出的黄祸论，就是基于以上的“白人优越论”的视点。“白人优越论”与黄祸论，作为西洋人的自他认识，是其人种主义表里一体的体现。

同样，就明治日本与黄祸论的关系而言，如果不梳理其自身的人种论的历史脉络，就不能描绘出其对抗黄祸论的真实图景。不能把“反人种主义”理解为日本反对黄祸论的前提条件，而应从日本人种论的历史语境中，对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人种概念的使用不仅仅与日本的对外认识相关，更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紧密相连。在白色人种优越，黄色人种野蛮，这样简单地把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种与文明开化的程度直接相对应的人种优劣论中，日本人一方面表现出了对白色人种的劣等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对其他黄色人种的优越感。就甲午战争以前的亚洲形势而言，与其说是与白色人种对抗，不如说是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对抗成为更为切实的课题。因此，对中国的危机感与恐惧往往转化成了蔑视与歧视。原本是对抗黄祸论的大亚细亚主义，最后沦为侵略亚洲的意识形态，必须在这样的语境中得以确认。以下，本文重点探讨在黄祸论的言论中，日本知识人如何利用人种论以重构其在东亚内部的帝国秩序。

二日本知识人的黄祸论批判

1.森鸥外：卫生学与人种主义

年，在即将奔赴中国东北战区前夕，森鸥外作为帝国陆军第二军军医部部长连续发表了两场有关欧洲人种主义的演讲，即《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这一方面显示了森对人种黄祸问题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正如他自己所言，人种歧视已经成为“此时代最为紧要的问题”。虽然森的演讲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之际，但他在演讲开头就表明“对黄祸论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从十年前就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因此，我们也必须回顾此十年期间的各种历史情况。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中，首次成为列强的日本军人的体验。一般而言，日本成为西方的同盟国，理应对西洋人抱有信任感，但是，森却呼吁对西洋人保持警惕。他在一篇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演讲中强调，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兵主要是通过书籍、洋人教官、留学生以及旅行者与西洋进行间接的接触。但是，在北京的战场上，上至军官下至兵卒，都可以与西洋人进行直接的接触。而如今，面对道德败坏的西洋军人，正是日本人打破对西洋人无限推崇的最好时机。

年《人种哲学梗概》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神学馆众所周知，在八国联军中，特别是德国与俄国军队，在北京战场犯下抢劫、纵火、强奸等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由于日本人是第一次与西方列强同盟，日本政府视之为“开国以来之首”的重大事件，强调“野蛮之行为有损帝国之威严”，勒令日本士兵“果敢奋斗以示各国军队”，“以身作则，严守军令军规”等等。结果，由于日本兵在北京战场上亲眼目睹了西洋兵的种种暴行，以往理想化了的西洋人形象随即坍塌。日本报纸也对战场的暴行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特别是俄罗斯人残酷地杀戮与掠夺的形象被广泛地宣传。由此，“恐怖的俄罗斯人”形象随即根植于日本人心中。比如，当时伏病卧床的中江兆民（—）就记载道：“新闻报纸上时常刊登恐惧俄罗斯的文章”，“尤其是政府过度地恐惧俄国人”。“西洋人的物质学术，虽然让人钦佩，但是西洋人的义理却并不足畏，实则远远劣于我国。”在中江看来，西洋人的道德其实并不如他们自身所宣传的那么高尚，所谓文明，也仅仅是物质之术而已。

森鸥外在《黄祸论梗概》中，森鸥外同样对西洋人的道德持批判态度。

最近新出‘黄祸’一语。殊不知在北瑷珲，俄国人驱赶五千清国人，残杀于黑龙江畔，又蚕食南边的旅顺、大连，强行租界辽阳，可谓是忤逆人道，破坏国际法，骇人听闻。

“人道”“国际法”原本是西洋人的理论，森却借此来批判俄国人对中国人的暴行，打破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此外，森认为黄祸论不过是日俄战争的宣传而已。“战争于我不利，白人的黄祸论则会处于萌芽状态。而我军若是高奏凯歌，白人则会借此打压我军胜利果实。”“我们胜利了，就会成为黄祸；而我们失败了，则成为了野蛮人。”森可谓是一语道破了黄祸论的双重标准。因此，他批判明治政府长期追随欧美的外交政策。他指出，我们日本人虽然与白人并肩作战，但是一般的白色人种对我们一直抱有戒心，与白人的斗争其实不可避免。因为对于西洋人而言，日本才是他们的“当面之敌”。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森才指出“即使并不情愿，我们日本人也必须站在白人的对立面”。

年《黄祸论梗概》初版，现藏于同志社大学今出川图书馆与以外交政策为中心的《黄祸论梗概》不同，森的另一篇题为《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西方社会中最早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提倡者，法国历史学家戈比诺（JosephArthurComtedeGobineau,—）。他的《人种不平等论》（）是欧洲18世纪以来人类学、东方学、社会学、语言学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此书最早使得整个欧洲庞杂的人种思想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因此戈比诺被视为是“现代人种主义之父”。其核心观点在于人种按优劣依次分为白色人种、黄色人种以及黑色人种，各人种之间有着不可逆转的生理及心理特征。白色人种中至高至善者为雅利安人种，是唯一开化的人种，这源自其特殊的血统。其他人种都只能靠与雅利安人种的混血才能被文明化。

面对戈比诺的“人种不平等论”，森在演讲中从三个层次进行了批驳。首先，森认为戈比诺的人种哲学是一种自我夸耀，只是“一时耸人听闻而已”。“就像最初人们认为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论是正确的，然后又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创世纪》是正确的一样，现在以雅利安人种为中心的人种论迟早也会不攻自破。”其次，森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指出戈比诺人种哲学的荒谬所在。他讽刺道：“如果戈比诺伯爵现在看到我国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也会说日本人有雅利安人种的血统。”最后，森的批判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西洋人中，他还对日本人自身毫不怀疑地接受西方的人种论进行了批判。比如对于提倡“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的田口卯吉，森就严厉批判道，“作为学者，不应该如此浅薄与轻率。”

先行研究往往凭借以上《人种哲学梗概》和《黄祸论梗概》两篇讲稿就认为森是明治年代“反人种主义”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知识人。但是并没有考察作为军医，一位科学工作者的森鸥外的人种观。事实上，在森写给陆军军医的指导性著作《卫生新篇》中，森对人种问题给与了特别的重视。这源于他对19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德国以新科学之名兴起的“人种卫生学”的强烈兴趣。他先在《卫生新篇》的《总论》中强调“人种卫生学之目的，在于防止人种之退化”，随后又专写论文《种族》，对“防止人种之退化”展开了具体的论述。森认为方法有二，其一在于“数量的存续”，其二在于“质量的存续”。所谓“数量的存续”是指“并不需要全人类整体都增殖，而是应该让优等人种（白色人种、黄色人种）增殖。且要减少弱者的繁殖。”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森是基于一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主张只给强者以生存机会。原本社会进化论是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黄色人种也是被奴役的对象，但是森却不动声色地把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同样划分为“优等人种”，化解了此矛盾。

其次是“质量的存续”，其作用在于“防止遗传基因的退化。”森列举了一些科学上行之有效的事例，比如“生育期间男女皆应该戒酒”，“男子五十五岁以上，女子四十岁以上应该减少生育”等等。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禁止人种间的通婚也被森当做防止人种退化的手段。他认为，“在非洲，白色人种正在积极实行这一政策。比如德国人就禁止与非洲的土著人结婚，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混血”。

由此可见，虽然在《人种哲学梗概》的演讲中，森严厉地批判了戈比诺的人种混血退化论。但是，我们在《卫生新篇》中发现，森自身其实也是一位人种不平等论者。“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的混血儿虽然优于灵智黑人，但其繁殖力却远不如白色人种。白色人种与铜色人种的混血儿亦如此。”森明显地把黑色人种划分为劣等人种。不仅如此，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

白色人种与黄色人种渐渐得势。黑色人种却日益困苦。人种间的优劣之分在于其天才的多寡，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

正是“距泥猴的远近”以及“血清组合的单复数”这样的西方生理学的标准，构成了森鸥外人种优劣观的基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森鸥外批判人种主义的局限。即，森一方面反对西洋人对黄色人种的歧视，但是对构成西方人种主义基础的生理学、卫生学并不抱有任何怀疑。不仅如此，他还借用同样的人种主义原则，对黑色人种表现出赤裸裸的歧视。事实上，森鸥外并非真正地反对人种主义。他的两场演讲仅仅是日俄战争期间的特殊产物。森鸥外真正的人种主义思想暗藏在其卫生学所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原则中。

森鸥外《人种》论文手稿之《退化之预防》一节，藏于鸥外纪念馆（东京文京区）。《卫生新篇》,《鸥外全集》第三十二卷卷首2.田口卯吉：“脱亚论”的虚实

在黄祸论的研究史中，田口卯吉在日俄战争初期提出的“日本人种雅利安起源说”常常会引起人们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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